阿宏的童年

推薦序

從八斗子出發的見證者—關於王拓留下的三本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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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認識王拓這個名字，不是因為小說，而是因為「鄉土文學論戰」這個讓浪漫時期的我心神激動的名詞。對我來說，那固然是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是浪漫主義的時代。因為唯有極度浪漫之人，才會在那樣的氣氛下，仍能不顧一切為自己的理念發聲。

事實上，1977年在《仙人掌》雜誌「鄉土與現實」的專題裡，和蔣勳、唐文標、尉天驄、陳映真、銀正雄、朱西甯一起發表文章，探討「何謂鄉土？」之前，王拓已在《文季》雜誌發表了諸如〈廟〉、〈旱夏〉、〈炸〉等「現實主義」小說。因此，他以〈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為題並不讓人意外，因為《文季》的出現，挑戰的正是當時當道的「現代主義」。

後來被歸類為「鄉土文學作家」的王拓，當時是不滿「鄉土文學」這個用詞的，因為他認為這詞常讓人誤以為是「只描寫鄉村的文學」。他說：「鄉土文學……就是根植在台灣這個現實社會土地上來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們生活的和心裡的願望的文學。……這樣的文學，我認為應該稱之為『現實主義的文學』而不是『鄉土文學。』」在這樣的定義下，這類的寫作者強調的是根植於「台灣現實經驗」的作品，場域則不分城市、鄉村，是一種以「寫實技巧」，表達「在地經驗」的主張，並不真的深入涉及政治、國族的意識型態。

這可以從王拓在這篇長文中第一段很長的「前言」看出來。他用數千字先談了1970年代台灣社會的樣貌，裡頭陳述當時文學家必然會提及的「中華」情懷，並對帝國主義（包括「日帝」）大為撻伐。關於前者，我們當然無法判斷，當時是因為時勢之故，或是作者的真心；而關於後者，可以知道當時王拓深為左派理念吸引。這段「前言」如今讀來很有象徵意味，因為可見在當時宣揚「現實主義文學」（或鄉土文學），後來被構陷為「工農兵文學」，概念上類似於中共同路人的這批作家，正如宋澤萊在一場演講裡提到的：「當時所有參加論戰的人，不管贊成或反對鄉土文學的人都是持著中國意識，包括『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這種意識」。只是結果帶有左派色彩的年輕作家，最後仍不見容於政府。

其次，不可忽視的是，王拓在文中對自己「文學」的懇切自白：「在我不算很長的業餘的寫作生活中，我所寫的一切文字，包括小說、報導和評論，都是對這塊土地和這塊土地的人這種堅定不移的愛心和信心出發的。」這又是帶著某種浪漫情懷的表述了。

2

讀王拓的早期作品《金水嬸》（1976，與《夏潮》創刊同一年），可以看出他的「現實主義」宣言的實踐。《金水嬸》以王拓母親做為故事藍本，敘事筆觸質樸無華，是清晰順暢的寫實筆法。就像以澄透銳利的鏡頭近拍的照片，自有一種素淨透明的動人魅力。

在出版兩本短篇小說之後，王拓歷經從政、牢獄之災（在獄中寫了兩本長篇小說以及一本兒童文學）、平反，成為民進黨的中堅份子，退休之後再次動筆。當我受黃武雄先生與王拓兒子王醒之先生的咐託，閱讀他的三本遺稿時，心情竟和當年讀《金水嬸》時很接近。這三部作品代表了王拓多年來的文學堅持，很像是他對現實主義的宣言：「反映現實生活中的人的感情和人性反應」，再加上他一貫的浪漫情懷。只是這次王拓寫的不是他的母親、漁村人民、底層勞工、受資本家壓迫的人們或是醫界黑暗面，而是幾番從文壇、政壇裡「死去活來」的自己。

這三部作品裡面以王拓自身為藍本的主角，年紀最輕的是《阿宏的童年》，時間跨度應在1950——1960年之間；三十萬字的《吶喊》是鄉土文學論戰前後到高雄橋頭事件；《呼喚》則是1979至1989年間，從美麗島事件到台灣解嚴，以及天安門事件為止。

根據王醒之先生給我的信件裡的說法，《阿宏的童年》創作時間較早，後兩冊則是在王拓從文建會主委卸任後所寫，修訂完成的時間是去世前的兩個月。也就是說，這三本書是「順著生命之流」而寫的，雖然其間的人名體系都不相同，卻可以清楚辨析出王拓本人的角色及周遭人物。可以說，從文學步入政治，再從政壇退役的王拓，早就有意圖以這近五十萬字描述自己五十年的生命史。據說如果身體沒有出狀況，他是希望能再接續寫下去的。

這三本小說中，在前兩部王拓的代言人都叫「阿宏」（雖然姓有更動），最後一部則變成「林正堂」。小說裡有些人物使用真名（比方說比較無關情節推動的人物如藝術家劉國松），有些人物則依託另一個名字（如陳映真在《吶喊》裡是石用真）。不過，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台灣文學或政治史知識的讀者，辨識出小說裡人物與真實人物的身分並不困難，因為王拓並沒有用過多的文學筆法掩飾。或者，我認為王拓是刻意不掩飾的。

所有的文學研究者都知道，小說絕對不能等於作者自身（王拓本人也在《吶喊》的序裡說明）。作者隱身在文字之後，他取、捨了什麼材料，多半讀者並不知道。就算研究者把文本拿來跟作者生平比對，在虛構文學概念的掩護之下，作者往往能「全身而退」。但研究者也都知道，小說確能看出部分作者的意識型態、意圖與理想。這似近似遠的關係，就是文本與作者之間的秘密引力。

在文學領域裡，王拓與《夏潮》、《文學季刊》成員關係很深，甚而參與其中；在政治領域，王拓曾任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文建會主委；在這兩者交錯的時空，王拓因著文學，也因著政治入獄。這些都意味著，王拓不僅僅是一個「作家」，也是一個時代的見證人。因此，他留下的這三部「現實主義」作品，也很接近於那個時代的「目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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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拓一生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正是他在《文季》、《夏潮》、「人間副刊」發表小說、訪談、隨筆，同時也主持《健康世界》的時候。這一時期的王拓與「黨外」人士接觸密切，但還沒有想要涉足政治，他對文學的熱情則是一個八斗子漁村的孩子，從身邊的人、事、物以及周遭「說故事」的長輩得來的。

在《阿宏的童年》這本小說裡，主人公阿宏是個有才情卻叛逆的漁村孩子，成長過程中有兩個故事打動了他，讓性格做了改變。其一是母親金水嬸說的「魚娃娃」的故事，二是他在學校裡的外省人老師黃錦川說的「一根蔥」的故事。這兩個故事他日後都在書裡頭讀到，發現它們分別來自日本和印度童話。講述的人可能也不知道故事的來歷，這讓阿宏大為感動，文字竟有如此的力量，讓不識字與識字的人，都從其中得益。

而在老師的贈書裡，阿宏又與中國作家謝婉瑩（冰心）相遇，這些文學教養的形成，王拓顯然暗示著未來的阿宏，終究會是一個從文學出發的政治家。

《阿宏的童年》是很典型的70年代台灣寫實主義的寫法：小說先寫環境（八斗子漁村），再帶出次要人物，接著再讓主要人物登場。小說的開展是從主要人物的成長，間以人物、事件推動時間。其間至少揉合了幾個元素：一是私密的記憶，二是八斗子的地方發展、民間人物，以及鄉野傳奇。最後是時代的變遷以及主人翁自身的意識型態與認同的變化。

雖然是質樸，屬於在某個時代的寫實筆法（台語文也是那時代的寫作方式，因此並不準確），但一些細微之處仍打動人心。那個青春期敏感的阿宏，畢竟是一代年輕孩子的縮影。特別是金水嬸說的「魚娃娃」故事裡的啟示，成了貫穿這三部小說，最具文學性的隱喻：

知道這個世界有時快樂有時痛苦，即使如此，還是願意被生下來，那麼，你才會來到這個世界。

4

王拓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因為無法見到親人，也像自己的母親一樣，對著獄外的兒子講起了故事，寫成《咕咕精與小老頭》。離世後，他的兒子王醒之則寫了《爸爸什麼時候才能回家？》，與基隆畫家王傑合作，將當年的家書化成一本在時間之中的回信。這是時代的悲劇，也是兩個時空的對話。王拓的一生，本就像是一部一部作品結構起來的，似虛構又無比真實的世界。

回到一開始提到的鄉土文學論戰。我後來在閱讀這段歷史時有一種感受，因為中文的特質，加上過去作家論戰不太定義自己使用的詞義，因此很多時候「戰」沒有太多「論」的成分，甚至感情成分多一些。就像當時刊登在《仙人掌》的這11篇文章，彼此並沒有真正聚焦。

回過頭看，當時學者、作家在使用「鄉土文學」時，可能涉及三種西方文學的概念，分別是「Nativist Literature」、「Regional Literature」以及「Realism」。前者是在內容上強調「本土性」，其次是在材料上以「區域的」、「地方的」人、事、物寫作，而後者是一種後來廣泛演化的藝術概念。

學者陳建忠曾經據《文學辭典》，引述鄉土小說（Regional Novel）應該至少具有幾個特點：「它以某一地理區域為故事空間，特別關注社會習俗、民間傳說、鄉土語言，或者是自然風土等方面。因為這些地區性的人物或行為一旦置於其他環境就會有不協調之感，所以也有人因這類文學的特殊性質，而稱秉持這種寫作理念具有「鄉土主義」（Regionalism）。」

若查閱相關英文論述，可以發現前兩個詞在發展之初確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