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與偏見(三版)

〈導讀〉珍奧斯汀的微雕藝術
台大外文系教授　曾麗玲

珍奧斯汀（1775-1817）前二十五年的歲月於英國漢夏郡的小鎮史蒂芬頓度過，她出生在非常傳統的家庭，父親任職當地的牧師，珍早年的教育就由父親私塾。珍步入青春期就開始提筆寫作，她一生共寫成六部膾炙人口的小說：《理性與感性》（1811）、《傲慢與偏見》（1813）、《曼斯菲爾德公園》（1814）、《艾瑪》（1815）、《諾桑傑寺院》（1818）、及《勸導》（1818）。儘管《傲慢與偏見》一出版後就佳評如潮，但她並未擠身當時的名人榜，反而選擇以匿名的方式出版她的小說，僅有家人、至親才知她身為文學才女的這項事實。據說她寫作時總躲在房內，直至有客來到她門前，門被試圖打開吱吱作響時，才提醒她趕緊將手中稿子收拾藏好，才能起身見客。其實珍如此低調的行徑反而為她撐起一把保護傘，此乃當時進入十九世紀的前十五年，歐洲發生拿破崙的奪權革命戰爭，歐洲各皇室均感受到人民對皇室的不滿及抗爭，在各國境內紛紛實行思想箝制的保守作為，對於國內的出版品更是嚴加檢核。珍所處的英國更屬階級、性別涇渭分明、保守氣氛充斥的時期。她選擇以隱姓埋名的方式來出版她的小說，反而使她免於因人紅而招致公評的下場，畢竟女性成為公眾人物並不符合當時社會編派女性至私領域—家—的傳統刻板印象。
正由於珍所處的時代階級意識可說牢不可破，在她的小說裡她就特別著眼批評上流社會狹隘的階級觀，她特別凸顯當時人們對先天無法改變的身世背景的喜好，及對後天個人美德的培養得以補充先天不足的可能性的辯論。珍擅於呈現她所處時代裡不管是上層社會、還是中產階級壁壘分明的狀況。故事裡班奈特夫婦雖得以結交上流社會的賓利、達西家族，他們其實清楚自己的斤兩，而且他們也恰如其份地被歸為中產階級，不會有越雷池的疑慮。書中具有固我階級意識的角色比比皆是，從男主角達西先生對他家世自視甚高、賓利小姐只以階級角度論斷所有的人、到威克姆無所不用其極想躋身上流社會都是例子。珍對柯林斯先生這個角色的負面描寫可以說是她對整個社會只盲目崇拜階級結構、即所謂「階級正確」、因而可以全然忽視他人美德行為的批判。
緊扣階級意識議題的是珍也側寫當時人們對名聲、特別是女子名聲的重視，也就是這個社會對於女性行為、出入場所、甚至時間多所規範，只要不符合社會預期，便有可能被眾人排擠、遭污名的待遇，小說中伊麗莎白直接挑戰加諸在女性身上嚴厲的規範，她選擇在雨天徒步走到「奈德菲」一地，以致整片裙擺泥濘不堪，此舉震驚最為注重女子名聲的賓利小姐。此外，班奈特太太有禮無體的可笑行為也在注重合宜行止到勢利眼程度的達西及賓利家族成員心中留下負面印象。小說裡最為敗壞婦德的該是莉迪亞與威克姆私奔的這件事，她魯莽的行為讓整個班奈特家族蒙羞，更嚴重影響她姊妹的名聲，使她們在婚姻市場的競爭失利。當然，這個難題就由達西大方出手金援威克姆、讓他名正言順地娶莉迪亞入門得到解決。達西此舉雖不無可能是要藉著挽救班奈特女兒的名聲，他也好名正言順地順遂他對伊麗莎白的追求，好讓他們兩家不要在社會觀感上差太多，所以有他順服社會規範的考量，但不可否認的，此舉也得歸因於達西本人具有的人格優點—慷慨。
珍在《傲慢與偏見》最令人稱道的當然就是凸顯真愛得以打破上述階級、窒礙的道德觀藩籬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她形塑了兩位分別受到他們先天人格偏執侷限的主角，他們必須先克服這些個人的限制（還先不論大社會原本已存在階級、道德觀等限制）。伊麗莎白的驕傲本性使她易怒、對他人總是遽下結論，因而她以偏差的第一印象認定達西，而達西的偏見則使他從眾地用階級的分野將伊麗莎白貼上低下的標籤，而看不見她的優點。《傲慢與偏見》的標題當然也可跨指伊麗莎白也受她原有的偏見所限，達西也具有上流社會人士易有的驕傲。兩人求愛成功與否與他們能否克服先天人格缺陷密切相關。當然，這過程中更有前述社會加諸在他們身上門當戶對的階級、道德層面的障礙要突破。小說並安排另外一對男女求愛的例子做為反差，這是伊麗莎白的朋友夏洛特為了錢就願意嫁給惡名昭彰的柯林斯先生，這裡我們看到珍的愛情觀也不是一昧浪漫的，她深知社會務實環境的現實及反諷，不過小說仍然結束在伊麗莎白與達西兩人令人稱道的去誤會而相知、去重重外在障礙而相愛的喜劇收場，這個結尾使本小說保留了濃濃的浪漫基調，但更不乏珍洞悉人性偏執、甚至醜陋的寫實層面。
生於十八世紀末的珍在寫作風格及關心的主題上橫跨了英國文學兩個主要的時期，她的小說呈現對心靈、及大自然的鑑賞，這使她不遠於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精神，而她小說已然浮現當代都會生活、家庭結構興廢、個人性的彰顯、社會活動的大量舉行、甚至醜聞等主題的描寫，讓她的小說雖早在十八世紀出現，卻先行於後來維多利亞時期主流的寫實主義小說。珍喜歡將自己比擬成「生活的微雕家」，這是她師法當時盛行的象牙微雕作品的技藝，她擅長捕捉生活上最微小的細節，並以精闢的筆調一針見血地直搗事件的核心，最為有名的就是小說雋永的開場：「家財萬貫的單身漢必定需要一位女主人—這是舉世公認的真理」，言簡意賅地就把本書主旨一語道破，不過珍也在這精簡的句子（原文只有一句話）當中已然暗藏敘述者對此真理不盡苟同的疏離與反諷。珍如此細寫生活百態匠心獨具，只不過畢竟身為牧師女兒的珍，從小隨著父親牧養教區信眾的工作當中，必定也接觸過貧窮、階級低下的大眾，然而她的小說中關照的只有中產及上流社會的生態，她筆下的勞動階級（如佣人）似乎都安貧樂道，珍的小說明顯忽略勞動階級是可以被詬病的，不過，這也是當時英國作家的共象，以此可以瞭解珍畢竟也是有她的時代侷限。
珍在她微觀的小領域裡善盡她生活觀察家、描繪家之責，成就部部精雕細琢的小品，這些小說本身難道不也映照當時社會極度的性別、階級分化成小圈圈的實況嗎？如此一來，珍奧斯汀的作品本身就具形了這樣的氛圍，不僅她以小說達到針砭如此窒礙的社會結構的目的，也可以說她的作品其實就是如此分化的社會一個最直接的譬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