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鵝與蝙蝠【光影迷離版】

推薦序
隨著時光，顯示全景的罪與罰
【作家】吳曉樂

一百多年前，杜斯妥也夫斯基出版《罪與罰》，法律系大學生拉斯柯尼科夫，經過謀劃，以斧頭砍死刻薄的當舖老嫗，失手殺死了目擊的老嫗妹妹，溫順的麗莎維塔，從此拉斯柯尼柯夫深陷罪惡感的糾纏，看似逍遙法外，無止盡的審判夜夜於心中迴盪。杜斯妥也夫斯基對「罪」與「罰」所為之申辯，至今仍是許多小說家窮盡思考的題材，亦常為東野圭吾創作的元素。以台灣人耳熟能詳的《白夜行》為例，論斷雪穗與亮司手上的鮮血，卻又避而不談他們的童年，幾乎是不可能之事。而這回《天鵝與蝙蝠》，初登場的是一樁駭人命案，聲譽良好的律師白石健介慘遭殺害，警方懷疑的對象倉木達郎坦率認罪，一併坦承自己是一九八四年愛知縣「東岡崎站前金融業者命案」的真兇，易言之，當時被警方認定為畏罪自殺的福間淳二，實際是含冤而死。倉木達郎宣稱，自己懷抱著贖罪的心情，探視福間淳二的遺族，豈料竟與這對母女建立起和諧的情誼。一度請教的律師白石健介頻頻催促他表明身分，倉木達郎為了守護秘密，只能痛下殺手。一九八四年的死者灰谷，是一位「魚肉鄉里」的角色，彷彿《罪與罰》裡那位一再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當鋪老闆，我們或可模仿拉斯柯尼科夫的口吻，稱其為「大眾的利益去剷除一隻吸人血的虱子」；然而，白石健介是一位競競業業、體恤當事人的辯護律師。如何以兩份截然不同的情境去還原同一位加害者倉木達郎，這是讀者首先面臨的精采疑難。

東野圭吾近幾年的創作，屢屢嘗試以創作來聯繫人們所經驗的現實。如《空洞的十字架》，他對於「死刑的存在」進行了深入肯綮的辯證。《天鵝與蝙蝠》，他的目光投向「追訴時效」。二○一九年，一則新聞震驚亞洲社會，導演奉俊昊改編為電影《殺人回憶》的「華城連續殺人案」，警方破獲了嫌犯，同時調查小組，主張「法律追訴期已過，但我們將帶著歷史使命，竭盡全力辦案」。華城一案指出，人民的憤慨並不必然隨著時光流逝而消停。日本國會在二○一○年通過殺人等重罪的追訴時效修正案，宣告立法者嶄新的意志，「犯下重大罪行之人並不能因時間推進而獲赦」，韓國與台灣也紛紛在二○一五年、二○一九年，做出類似跟進。新法既成，人們仍需要故事，需要人生，才能確切明白制度變革投射於現實時的座標。回望《天鵝與蝙蝠》，一九八四年的犯罪，追訴時效早已消滅，既然如此，法庭上，民情上，倉木達郎的現身，能否以「初犯」的角色視之？這是潛藏在小說表面底下，撩撥讀者思緒的伏流。

東野圭吾善於在情節上略施巧勁，從細微的差異中再次譜寫複雜的人性。罪與罰能夠受株連幾族？甚至幾代？灰谷一案，檢警懷疑是素有結怨的福間淳二所為，對其不當刑求，導致憾事發生，福間淳二的妻女受輿論所逼，改姓移居，女兒淺羽織惠的婚事在數十年後依然受其制約，此一橋段也道盡了「消滅時效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面向。另一方面，倉木達郎的供述乍似合情合理，但聽在死者白石健介的女兒白石美令耳裡，始終與經驗中的父親形象扞格不入。但旁人一致認為，倉木達郎已坦承不諱，沒有細細追究的必要，換句話說，白石美令深深執著的細節，在多數人眼中無關宏旨，白石美令一再重申了自己的立場，「我追求的是真相，能不能判死刑是其次」，讀者也能辨識出小說家試圖透過她傳遞出的訊號。白石美令彰顯出每一民眾試圖透過訴訟釐清的命題，也許大異其趣，甲眼中的旁枝末節，對乙而言說不定是與生命和解的金鑰。現實中不受青睞的原石，卻被小說家珍視地掇起，琢磨成佳玉。是我在小說中讀到，「現實愛莫能助，創作綽綽有餘」的意外驚喜。

天鵝因其潔白優雅而常受眷愛，蝙蝠晝伏夜出的特性而令人屢屢聯想至不幸，物種憑其本性而活，世人評價卻有如雲泥，然而誰能擔保太陽永遠高掛，任職辯護律師多年的德國小說家費迪南．馮．席拉赫曾說道，「很少有人會在早上起床的時候說：好吧，我今天要犯罪。但是，每個人都可能犯下罪行。」這幾乎可以解為《天鵝與蝙蝠》的最大公因數。東野圭吾不經意地安排讀者站在「罪人」的眼睛後方，我們望出去，善惡之間的複雜錯節，瞬時昭現，以其獨有的形式。整本小說的場景高度集中於門前仲町，小說家生動的描述喚起了我的好奇心，上網查詢，竟找到石原聰美的代言廣告，讀者不妨隨著石原聰美的腳步，想像書中的五代、中町、白石父女、倉木父子、淺羽母女等角色，在這洋溢著下町風情的街道，為著心中的信念而加緊了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