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羅里達變形記

【推薦序】
地獄變的盛夏　　　　　　林俊頴／作家

一開始展讀《佛羅里達變形記》，容易輕率地將之標籤為廿一世紀、台灣版的《蒼蠅王》。
然而，並不很久以前流行過的一句廣告語，「幻滅是成長的開始」，今日依然成立。跨入成長的通過儀式，必要的惡之華，一如蜷川實花鏡頭裡的世界，總讓人錯覺是鮮血潑灑。這儀式是否又必然等同於啟蒙，心靈之眼被打開了，從此再也不一樣了，再也回不去童蒙的單純天真？
顯然，陳思宏不滿足重彈這樣的老調，他的企圖與野心如同一條極大的拋物線，把讀者的視野推到北美洲最南端的佛羅里達；打著暑期少年英語遊學團的豪奢名義，六位一九七六龍年出生、十六歲的三男孩三女孩集體離台赴美，一個癲狂、暴亂又各自內心寂寞欲死的熱帶暑假，在此核爆，其毀滅威力的半徑籠罩他們此後一生，即使各自逃竄到天涯海角也不能洗脫。將近三十年後，他們鬼打牆地回到巨創的原點，那浩瀚大海、萬里藍天，果真成了那最古老的「情天恨海」。

所謂核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恕不能在此洩露。但是，這一群美麗少年是一九七六龍年生的，當然並非偶然，此中有作者深埋的用意與心機，「龍的傳人」還記得嗎？不正是當下許多人唯恐不能徹底殲滅而後快的黨國餘孽？每一個有著不同的精神殘疾、或帶著不可告人的罪衍的龍子龍女，追溯其罪孽根源，不正是他們的父母？而這夥該死的父母們，禍端之首，好一個黃俊雄布袋戲中的「藏鏡人＋女暴君」的綜合體，深層布局終而創立一個祕教……

有定見的讀者，或要討厭這樣的對號入座，但我必須指明，黨國餘孽的正宗本尊是龍子龍女的父母們──以世俗標準而論，大都屬於人生勝利組──因此，歷史背景必得再往前推一步。我存有《當代雜誌》第二期，專輯標題：「革命的／理想的／激情的／反叛的六○年代」；冒著簡化的危險，我要引用其中張北海文章〈搖滾與革命〉列出的關鍵字，「婦女解放、大麻、嬉皮、花的兒女、搖滾、禪、人民公社、性解放」。我的意思是，這本小說一再重點提示的一九七六龍年生，可不是希區考克電影的「麥高芬」（MacGuffin），而是草蛇灰線地提供了時代脈絡與解謎的鑰匙，從六○到七○年代，出身權貴的父母，在彼時去了美國，在一波波時代的驚濤駭浪打滾過，回到冷戰尖銳的台灣，他／她帶回了什麼香花毒草，企圖移植在這海島？
明乎此，我們便可洞悉小說家者言，盛夏的火氣裡，其中滿溢的諷刺與怒氣。

然則，這諷刺與怒氣、更是小說中的那一群崩壞之人的鬱怒的標槍，投擲的目標是誰？
但，若是這標槍已經找不到投擲的對象，是否回頭反噬他們自己？

書名《佛羅里達變形記》，既然活用了古老的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我不禁要問，變形了什麼？成長有必然的幻滅，正確的說，是生滅流轉，這是生命的常與變。上天有好生之德，看似酸腐的老話，但生物繁衍，一代人老死，一代人接續，永不匱乏的是新生的眼睛，每一世代各有其哀樂與困境，然而世代之間，是遺產或負債，是罪惡轉移或典型確立，該不該清算鬥爭，要不要轉型正義，絕對是複雜而痛苦的思想與行動。此中沒有捷徑與便宜行事，否則就是開了通往地獄的道路。

從十六歲到重回佛羅里達相聚的四十四歲，他們確實為自己構築了沒有出路的「地獄變」。
回到小說、文字共和國，公領域，作者以其作品供讀者回味並檢驗。老實說，文學與通俗、類型讀物的對立，是相當令人疲乏的老問題。眼前實況是，網路大神的力量摧枯拉朽，貶值舊世界舊東西，尤其影音串流開啟的水壩閘門，是巨量的消費供給，也是攝製的巨量需求。文字小說這一門古老的手工藝，能否是影像產業的智庫，保有尊嚴與主體性？還是侍奉它？為其先導、臨摹的前置作業？此時此地，尚難定論；恐怕永遠不會有定論。在這本小說，故事的強烈戲劇化，敘述的意識流，像是正午海面上的強光跳躍，海面下魚族隨潮流疾游，必須坦承，我卻惘然感受影像的陰影咻咻地席卷而來。

《佛羅里達變形記》，我認為最有意義的變是在作者。陳思宏豐富的旅遊行跡，是否涓滴挹注、轉益其小說寫作，有待作者本人自剖。據說，今年正是《孽子》四十週年，張愛玲一百歲，不免令人想到白先勇筆下那倉皇無依的青春鳥之一，小玉，耿耿一念飛往日本尋父的傳奇；而移民美國四十年的張愛玲，遼闊的新大陸於她不過是芥子之宅，太陽下毫無新鮮事。繼《鬼地方》的波羅的海，陳思宏將小說場域拉到佛羅里達，刻意求工經營一場青春的獻祭，鬼祟其後定居他們的心眼。在海島台灣的讀者，隔著淼淼太平洋讀之思之，四面海洋環繞著我們，「浪打空城寂寞回」，世界那麼大又那麼小，自己的罪孽自己救，自己的鬼祟自己除，我想到了莎士比亞《暴風雨》的詩行，楊牧的翻譯：
「整整五噚下令尊那裡躺著，他的骨骼是珊瑚架子了；那些珍珠本是他的眼睛來的，他身上所有會消滅的都遭遇了一次海之變，已經轉為豐美，奇麗。水妖們按時為他敲喪鐘，叮咚！聽啊！我聽到了──叮咚的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