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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二二八

一九八七年，實施長達近四十年的反共戒嚴令解除之前，我在陳映真先生創辦的《人間》雜誌開始進行關於二二八及五○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的調查採訪與寫作。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一九九○年春天，我專程到北京尋訪那些因為參與二二八鬥爭而被迫流亡的歷史見證者。一九九一年二月，這群被故鄉遺忘的流亡者的第一手證言，再加上《人民導報》三君子――王添灯、宋斐如與陳文彬的傳略，以《沉屍‧流亡‧二二八》為名出版。反響熱烈。此後，我又隨著政治氣候的相對寬鬆，與這些歷史見證者進行了無以數計正式與非正式的訪談。　　時光飛逝。當年收錄於書中的歷史見證人也都陸續辭世了。當年出世的嬰兒如今也已過了而立之年。但二二八的病變顯然並沒有隨著當局的種種「平反」與補償措施而成為翻篇的一頁歷史，它仍然是一些無良政客們每年定期的悲情提款機。因為這樣，這些出生於日據殖民統治時代的前輩們一而再再而三追憶的往事，就為我們見證了臺灣走過的艱難而曲折的道路與滄桑，從而提供後來者鑑往知來的一面銅鏡。　　基於這樣的認知，我決定在三十四年之後增訂《沉屍‧流亡‧二二八》一書的內容，割捨已經另出單行本的王添灯與宋斐如，以及非臺灣本籍的臺大麥浪歌詠領隊方生，共三篇，另外增加了蔣渭水的兒媳傅百合與泰雅族台籍國軍田富達的證言，以「流亡二二八」為書名重新出版，從而更加全面呈現二二八前後的臺灣面貌，廓清猶然未散的歷史迷霧，指引我們一條前行的路。――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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