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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新中國：延綿不絕的政治運動與其深層的戰爭思維
第一次用毛澤東的戰爭思維解開變幻莫測的政治運動之謎；對毛氏從土改到文革的系列浩劫作了突破性的溯源和重審；對每一政治運動的革命神話都做了理論和實踐的雙重解構。 《毛澤東和「新中國」：延綿不絕的政治運動與其深層的戰爭思維》是《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的姊妹篇，不同的是它研究毛通往文革之路——延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它們不僅顛覆了常態化的國家秩序，更造成了理政上的惡質性輪回，如建政初期的暴力土改發展為文革中各地對所謂「地富反壞右」的直接大屠殺；1958年的大躍進—大饑荒造成全中國的「人相食」則衍化為1968年的廣西「萬人吃人風潮」。 書中還對中共所構築的革命理論做了徹底解構。在重審毛的土地改革中，批駁了人爲建構的「封建地主制度」和完全虛假的地權分配數據。在對「鎮壓反革命運動」的考證中，則揭露了百萬「現行反革命分子」，不過是因其「歷史身分」──投誠的民國官員而被坑殺的現代降卒。面對受害群體，作者也對令人痛心的史實作了直面審視。如「思想改造運動」中，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如何主動向中共躁進輸誠；又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1949年的選擇中對強權的主動臣服。 最後，在研究毛如何指導他的政治運動時，提出一個全新的理論闡釋：毛澤東的深層戰爭思維。這絕不只是一些具體的舉措和極端的言辭，而是浸透交織在毛對一系列政治運動的理論界定、戰略思考、個人野心乃至病態心理之中的。沿著這條線索，不僅解開不少變幻莫測的政治運動之謎，更彰顯深具突破性和探索性的歷史分量。
並軌：中國國民黨的政黨外交（1937－1945）
外交常被認為是政府之間的官方往來，所以常常有人說「弱國無外交」，強權自己在玩遊戲，弱國只有被宰割的份，其中辛酸誰人知。 中華民國，還沒有躋身抗戰後期四強之列的時候，在外交上也被視為「弱國」。所以，在官方渠道因外在壓力不方便做出表示，或是需要私底下暗中聯繫，這樣的情況，就只能透過各種「民間團體」來間接處理，試圖爭取國際間的關注與支援，也就是所謂的國民外交。 國民外交又稱為第二軌外交，與第一軌的官方外交並行，一同前進，因此本書標題定名為「並軌」，就是這個原因。 中華民國的國民外交，與其他國家比較不一樣，是因為當時處於一黨獨大，而且以黨領政的狀況，雖然中國國民黨名義上是個民間團體，但其實黨意基本上可以被當作是國民政府的態度，就形成了特別的政府及政黨並軌的外交模式。 從興中會創立到國民政府北伐期間，屬於孫中山體系的這一邊，很難獲得國際承認及平等對待。北伐成功以後，雖然已經是執政的政權，在外交上並沒有立刻就春風得意。而抗戰開始以後，中國雖然已經獲得國際承認，在歐洲方面，卻要面臨德國、義大利在中日兩國之間的拉扯，以及之後維琪法國看似中立卻又不那麼中立，還有如何看待戴高樂政權的問題；而在東亞、南亞部分，受限於同盟的英國、美國與蘇聯，雖然有心幫助周邊國家取得獨立地位，可是能幫忙的地方終究有限，加上官方外交的考量，就只能以民間團體的政黨名義接觸，而不能給予官方承認。 本書針對除了對歐美的外交以外，還以專門的篇章來討論暹羅（泰國）、法屬印度支那（越南為主）、朝鮮半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緬甸等地區的外交問題。 究竟，這個並軌外交，是成功順順而行，步步強健，還是一如台語諧音整個反過（píng kuè）了呢？
東亞近現代史 系列第二冊：對立與共存的中日關係──共和國體制下的中國
百年追尋的憲政之夢亦敵亦友的中日關係 本系列叢書旨在探尋東亞現實矛盾的深層根源，企圖從歷史的源頭切入，回答今日東亞局勢中那些揮之不去的問題。這個系列以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聚焦日、中、韓三國如何在衝突與和解間反覆擺盪，並呈現 「東亞如何成為今日的模樣」。 要理解近代中日關係，不能只看外交交鋒與戰爭衝突，更要看中國內部自清末以來「從君主國走向共和國」的巨大轉型。因此，全書以「憲政」貫穿主軸，重新檢視自《欽定憲法大綱》頒布以來，中國在君主國與共和國、仁政與憲政、德治與法治、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等論爭中不斷搖擺、反覆試探的百年軌跡。跨越清帝國、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國民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法治主義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地發展而來的。與此同時，中國又是如何與亦師亦敵的日本彼此互動。 中國踏上立憲之路，所要面對的是個人與社會、國家關係的重構。在缺乏憲政傳統的土地上，中國只能「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探求一條可能的道路。「憲政」因此成為現代中國無可迴避的核心課題。二十世紀以來的歷代中國政府，無不致力於立憲，然而這條崎嶇難行的憲政之路，從清末到民國，再到共和國，卻由於在內外交迫的困難局面與黨國體系的影響之下，一路走來是舉步維艱、躊躇難行的。即使到了今日，中國大陸、臺灣與香港三個憲政空間各自發展，但「憲政之路是否已到終點」仍然沒有答案。要理解未來，就得先看清過去留下的深刻傷痕與努力。 二十世紀初，中日兩國的知識分子、外交官與媒體如何透過留學、外交、報導等途徑，建構對彼此的認知。其中既有對現代化的期待，也有來自利益與文明觀差異的誤解與輕蔑。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中國的看法，始終與其內部「共和」進程的混亂與反覆緊密掛鉤。辛亥革命後的政局動盪，在許多日本人眼中，成為中國「不具備成為現代國家能力」的證據，這不僅影響了輿論，更深刻塑造了之後數十年日本的對華政策。 在中國現代史中，談論到中日關係，往往聚焦於彼此的對立與戰爭上。在這種敘事的角度下，對於雙方通常以失敗告終的「共存」嘗試，便往往遭到忽視。「共存」之所以難以成功，其根本原因在於，雙方的「共存」基礎極不穩固。日本的「共存」往往帶有支配與控制的色彩；而中國方面，任何與日本的合作，都極易在民族主義高漲與「共和」正當性的爭論中，被貼上「賣國」的標籤。 奠定現代中國與日本關係的歷史中，中日戰爭是雙方爭執的高峰，並深刻形塑戰後東亞外交格局。這場戰爭不僅是武力的正面衝突，更包含在全面對立下仍持續進行的交涉與溝通。事實證明，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日之間仍未徹底斷絕聯繫。戰爭本身也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共和」進程，最終促使中國共產黨的勝出，從而也決定性地改變了戰後日中關係的格局。 中國追求「共和」的內部奮鬥，是理解近代日中關係中最重要、也最被忽略的變數。日本的對華政策的每一次轉向，無論是提攜、干預，還是侵略，都源於其對「中國將成為什麼樣的國家」的想像。而中國內部的政治鬥爭，也往往利用對日關係作為爭奪正當性的工具。於是，「對立」與「共存」並非兩個獨立的階段，而是同一時期並存的兩種面向，兩者在中國「共和」的顛簸道路上，相互糾纏，彼此激化，共同譜寫了這一段複雜、矛盾又充滿悲劇性的百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