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賣中國》作者裴敏欣最新作品，全面揭示中國監控體系的獨特面貌 透過大量地方報告、採訪，將中共監控體系的架構與戰略手段，公諸於世！ 西藏、新疆、大學校園、網際網路，都是中共監控體制的「新陣地」 生活周邊都是「老大哥」，網路上處處都有「網管」的國家，是什麼感受？ 數十年來，觀察中國的學者認為，經濟自由化和日益增長的繁榮會為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帶來民主。然而，現實卻是共產黨對權力的掌控愈加鞏固。為什麼會這樣？人們普遍認為是中共監控人民的高效性，而這種監控能力主要是以高科技來達成的，但裴敏欣卻認為，這種判斷只是看到了中共監控體系的表面現象。 根據裴敏欣的研究，中共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發現用坦克和槍枝屠殺異議者不僅政治成本巨大，而且有可能觸發政權危機；相比之下，以恐嚇、綁架或拘留等手段的「預防性鎮壓」，使反對勢力無法行動，才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方式。 因此中共投入大量資源建立由祕密警察所操作的強制機構，除了在全國運用人臉辨識、GPS定位、「金盾」、「天網」等高科技進行監控外，裴敏欣從調查中還發現龐大的人力動員，很多中國城鎮的外送員、郵差、雜貨店老闆、大學師生、企業負責人、社區管理人、醫護人員、教師、都市設施管理人，以及全國的旅館經營者，甚至寺廟裡的僧人，許多看起來並不起眼的平民百姓，都是被羅致的「信息員」、「耳目」、「特情」等情治人員，人數多達數百萬名，構建起密集交織的線人關係網，深入社會和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從大學、村委會、物流公司、電信企業到藏傳佛教寺廟等，形成高科技與人力極致配合的監控體系。還把這種無處不在的全面監控說成對公共安全的保障，包裝成一種必要的執法工具，成功推銷給民眾。 根據中國政府所公布的各種地方文件，以下是其中一些真實數據與公開規定： 在2021年，中國共產黨已擁有9670萬名黨員與493萬個地方支部；靠著黨員與黨工，中共成立街道與鄉村委員會等半官方組織，以現代科技為輔，將戶口與網格化管理結合在一起，加強社會控制。 2005到2008年間，廣東省政府裝了92萬個監視器（大約每100人就有一個）。 招募的特情人員根據所執行任務而分類。「專案特情」用來協助專案調查，「控制特情」主要是監控公共場域，多由飯店員工、計程車司機等擔任。在2001年，西安公安局從計程車司機中招募了60名情治人員與800名線人。當時西安市約有10700輛計程車，即約每12名計程車司機中就有1人為警方工作。 2013年，全國31個省級公安機構中的21個已經設立省級影像資訊共享平台。在460個市級公安局中，332個擁有影像共享平台，裝備的網路監視器超過60萬個。 所有中國飯店業者都必須裝置上報系統，把住客資訊轉交警方，如有飯店沒有按規定上報住客訊息就會有警員前來調查。如中國德清縣公安局就於2000年代中期，在縣內各飯店設立「信息管理系統」，每3天派員檢查各飯店的住客登記。 光顧中國網咖的人必須掃描身分證才能上網。如沒有嚴格執行這些規定，網咖業者將難以取得地方公安局發給的執照。警方會訓練網咖的服務員，他們除了要確保客人遵守規定，還負有監視客人的任務。山東一個地方警隊在2004年訓練了3000名這類服務員。當一名「重點人員」在成都一家網咖上網時，網路警察會即時接獲通知，而且知道這人用的是網咖中哪一部電腦。 2011年，中共對西藏自治區內1787座喇嘛寺廟進行「加強和創新管理」，由政府派駐寺廟經理和監督人，將監控耳目直接植入寺廟內。 許多大學承認使用校園信息員。有關信息員的任務、招募辦法和運作狀況可在大學網站公開取得。 由於教育與職涯機會都控制在黨的手中，學生為政府擔任線人能換來入黨門票，更容易找到好工作或取得深造機會。大學也會為學生信息員提供獎勵，如北京外國語大學每一學期都會為信息員提供「一定金額的補助」，南華農業大學則用額外學分作獎勵。 中國境內遭到監控的人數約在730萬到1270萬之間。 在中共的預防性鎮壓系統中，還包括準備在全國推行的「社會信用體系」。中共可以運用這套體系來裁定全國民眾的社會行為以及政治忠誠度，為每一名中國公民打信用分數，並據此進行獎懲，從而建立一套迫使民眾全面臣服的新工具。目前從官方文件與媒體報導中，這套體系似乎還沒有完成，但相關設計已經引起西方媒體強烈關注。預定要建構與運作這個體系的，不僅是國家安全機構，還需要全國大舉動員，商業與其他實體也要奉命加入行動，蒐集、處理、儲存各種相關數據，催生出一個無孔不入的全國監控體系。 由於中共對監控數據的保密，本書透過整理與分析大量地方報告、公安年鑑、政法年鑑、警方公告、洩密文件等材料，以及對流亡異見者的採訪，以嚴謹的實證資料和豐富的歷史洞見，深入論述中國監控體系的演變、組織和策略，剖析這種監控體系的運作模式，揭示當代中國在高科技背後極盡荒謬與違反人性之處。
